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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策研究所发文称很多中国年轻人抑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2024-04-28 11:43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题为《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年轻人抑郁?》的文章,称中国很多年轻人的抑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僵化的教育体系,另一个原因则是孤独,而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提出了两个对策,一个是摆脱僵化的、集中计划的教育;另一个是取消城乡迁移限制。

文中称,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的理想破灭,其中许多人正在“放弃”工作,这引起了全球媒体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标准的叙述是将这个问题与该国最近的增长放缓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个问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青少年抑郁症的兴起已经酝酿了几十年,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国僵化的教育体系、过去的生育政策和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中国的青少年因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持续不断的高强度学习而精疲力竭。上一所好大学被认为是获得好工作的必要条件,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大学学位是户籍制度下在城市合法居住的唯一途径。在一个城市,平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为6446美元,可以实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在农村地区,平均收入仅为 2,533 美元,意味着生活相对贫困。似乎进入大学的压力还不够严重,学校系统的僵化结构使情况变得更糟。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孩子们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普通高中,而只有50%的孩子能够通过。没有达到标准的青少年会进入职业高中,并注定从事低薪工作。因此,中国孩子很早就开始认真学习。他们不仅要上学,还要接受昂贵的课外辅导,并参加音乐或国际象棋等课外活动,并且这些活动的奖励方式并不透明。为了减轻一些压力,政府禁止营利性辅导,并禁止公立学校教师兼职提供此类服务。但这只会增加更大的压力,因为随着供应量的减少,辅导老师的价格也在上涨。上海和北京的富裕家庭现在支付每小时120美元至400美元的面授辅导费用,而非富裕家庭的孩子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以弥补父母无法承担的辅导费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乡村和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孩子。如今,除非是节假日,否则人们很少见到它们。即使在周末下午,操场上也空无一人,孩子们都在家里面学习。

文章指出,青少年抑郁症的另一个原因是孤独。由于1979年至201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儿童缺乏兄弟姐妹。而且与政策出台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不同,后来的几代人甚至没有可以一起玩的堂兄弟姐妹。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典型的独生子女比有兄弟姐妹的同学更容易经历焦虑和抑郁。自2010年以来,5岁至14岁儿童的自杀率增加了五倍多。家长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多数城市中年夫妇除了照顾孩子外,还必须照顾四位年迈的父母。相比之下,在大约有4.91亿中国人居住的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得不太严格,这意味着成年人往往有兄弟姐妹来分担负担。但当他们有了孩子后,他们面临的压力更大。许多人必须在城市寻找更高薪的工作,但户口限制阻止他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如今,大约11%的中国人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意味着大约6900万儿童被留在农村地区。本来可以和孩子一起生活的农村父母却开始面临不同的问题。2000年至2015年间,大约30万所农村学校关闭,12%的小学适龄儿童和50% 的中学生必须就读距离较远的寄宿学校。因此,许多农村成年人长时间工作来教育孩子,而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后就必须与他们分离。讽刺的是,如果他们的孩子最终成功,他们团聚的机会甚至更低,因为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永久定居。2018年,平均有35%的中国成年人患有抑郁症。农村地区和女性的这一比例要高出50%。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普遍的抑郁症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危险的,预示着未来的经济停滞、低生育率和其他问题,让人想起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日本。

文章认为,对中国来说,好消息是有直接的政策解决方案。首先是摆脱僵化的、集中计划的教育。地方政府应该能够决定建造多少所学校和招收多少学生,每所高中和大学都应该决定要招收谁,包括那些大器晚成的学生,他们小时候可能不太擅长考试。政府仍然可以监管学校,但应该将大部分决策权下放和分散,以增加系统的灵活性。仅此一点就可以减轻幼儿及其父母的很大压力。第二步是取消城乡迁移限制,这些限制导致家庭分裂,并使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随着总增长放缓,这一解决方案变得尤为重要。农村地区不能只是等待下一轮增长。他们需要获得与城市家庭相同的机会。此外,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填补低技能工厂工作岗位来提高生产率。尽管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高薪工作,但制造业和装配业仍有3000 万个职位空缺,这些政策并非没有代价。改变学校系统的努力会引发当前利益相关者的抵制,而允许自由移民会加剧城市拥堵。但这些措施也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中国年轻人及其父母的心理健康来产生明显的好处。